科技企业的向善梦

花边科技 2019-05-08

原标题:科技企业的向善梦

01

华尔街的传奇人物,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•戴蒙在今年4月初,给股东的信中写道:

“CEO:你的国家需要你。”

戴蒙认为,仅仅让公司满足法律的要求和精神是不够的,企业还可以积极努力改善社会,在适当的政策和监管下,决定与谁以及如何开展业务。

亚马逊就曾遭到特朗普的炮轰:“利用美国邮政系统、杀死大型购物中心,以及存在严重的反垄断问题。”

除了亚马逊的选址问题、员工福利问题等方面多被媒体诟病外,面对一个个体量庞大的互联网公司,西方媒体对其批判也更为尖锐。

富兰克林·弗尔就在其著作《无思想的世界:科技巨擎的生存威胁》中说:

“科技垄断企业比以往所有企业团体,都更渴望将人类塑造成他们想要的形象。”

马云也曾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提到:不作恶是科技公司的底线。

实际上,作为前沿技术创新的把控方,备受大众关注的明星科技企业们,却反而多以牺牲用户的利益来换取市场。

无论是从大数据歧视、信息贩卖、全家桶捆绑,抑或是技术创新抄袭、开放用户信息给公权力部门、技术垄断打压,习以为常的「技术作恶」,早都已成为默认的常态存在。

商业公司追求商业利益,本身无可厚非,但边界在哪?商业利益VS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,又该如何平衡?则将成为科技巨头未来走向伟大公司与否之大考。

02

5月4日,马化腾凌晨发了条朋友圈,转发了腾讯优图帮助被拐儿童的链接,上面又加了句话:

“科技向善,我们新的愿景与使命。”

一直以来,腾讯的愿景,都是围绕自身,“做一个令人尊敬的企业”,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马化腾的话里也多出个使命,“腾讯的使命是利用数字创新提升人类生活品质。”

或许是腾讯发现了只有先完成使命,才能更好实现愿景。

如今更是将公司的愿景和使命都统一成了一个词:科技向善。

其实腾讯之前也早有动作,2月份,马化腾就在《财经》杂志发表了文章《科技向善》,文里部分写道:

“再想深远一点,人口老龄化问题令医疗服务系统承受庞大的压力,这不单是中国,更是全球各地政府当务之急。

科技又能否协助政府提升医疗系统的效率?我们又能否借助科技帮助病患者缓解痛点,减少家人的生活压力?”

在快手、抖音都在纷纷利用自家平台影响力扶贫济困的时候,腾讯也是更早发力,利用旗下的文娱、社交业务以及互联网技术优势,试图进一步降低公益阻碍。

马化腾近来提出的产业互联网,换个角度来看,也是从B端入手改善中小企业的生产能力与质量。

不过这一切是否有效,最终的评论权,还是要回到大众手上。毕竟,科技向善的立场本质就是:人是技术的尺度。

不得不说,在中国,百度才是跟社会责任感绑定最深的一个,过去种种负面案例的发生,都会使人很难不联想到百度。

李彦宏创立百度时的初心是,“让所有的人,让全中国的人,不管你在多偏远的地方,你能够像北大的教授一样,方便、平等的获取信息,找到所求。”

解决社会的信息不对称,是互联网企业们的社会责任感之一。

百度建立搜索引擎,后来又自建门户与浏览器,移动时代来临,李彦宏更是提出,要时刻追随用户,做好PC向移动的及时转型。

在移动转型上,百度虽然晚了一些,但也还是保住了市场前列地位,那时的李彦宏不会想到,一场针对百度的巨大声讨海啸还是来了。

2016年著名的魏则西事件爆发,逼得李彦宏出来回应,“我们与用户渐行渐远,我们与创业初期坚守的使命和价值观渐行渐远。如果失去了用户的支持,失去了对价值观的坚守,百度离破产就真的只有30天。”

坚守创业期的价值观,是互联网企业们的社会责任感之二。

但是,做总比说难。

百度花了几年,好不容易在竞价排名的事件上挣脱出来,没想到2019年初,又因为一篇文章《搜索引擎百度已死》指责其搜索结果过度倾向百家号,而再次站上风口浪尖。

光靠企业家们不同场合、不同时间的喊一喊表明决心,恐怕只是多了媒体的流量、大众的谈资而已。

表的决心多了,大家也就是笑笑。

03

互联网都是有记忆的。

而互联网企业的一举一动,哪怕隔了多年,也在相互印证。

比如当年意气风发想占领中国市场的谷歌,也是惹起不小的浪花。

后来,谷歌终于出走,理由是“捍卫互联网自由”之名,但实际上,很多西方媒体指出,这种举动,实质上还是一种广告:

“能够为该公司在其他国家获得更多商业利好,虽然这些利益短期内无法量化。”

一些国内评论家更是批评:

“谷歌作为搜索引擎,提供太多未加过滤的‘敏感内容’,挑逗人们的神经,更多只是满足人的猎奇心理,与其标榜的“互联网自由”理念所差甚远。”

即使对当时运营年收入为200多亿美元的谷歌来说,中国市场并不能算主要业务,但实际上,在中国碰壁,对谷歌来说,依旧算是块“心病”。

几年后,一个很有意思的反转是,当年在中国号称“捍卫互联网自由”、企图把锅都甩给政府、多年号称”不作恶“的谷歌,在欧盟这里也遭到了质疑。

欧盟曾持续五年对谷歌反垄断进行调查,质疑谷歌搜索引擎存在倾向性,比如优先提供自身旗下Google shopping购物链接、与手机制造商签订排他协议等。

对于欧盟的一纸指控,谷歌一口咬定“我没有、不是我,别瞎说啊”。

被欧盟盯上的,不止是谷歌,Facebook、苹果、微软,就行业垄断、内容倾向性、用户隐私、作品剽窃等问题逐一“开刀”。

有个更巧妙的比喻是:如果说数据是新的石油,那么美国就是数字时代的沙特阿拉伯,大型科技公司钻探它们的“数字石油”,以定向广告的形式销售这些信息,对其进行商业化利用。

而扎克伯格2017年在哈佛大学毕业演讲的标题是,《创建一个所有人都有使命感的世界》。

演讲里说:

“我从来没有想过创造一个公司,我想要的是创造影响力....光有目标是不够的,你必须拥有心系他人的目标。”

如果再配上BGM,也是相当热血。

一年时间不到,扎克伯格就出现在了美国法庭,低眉顺眼地坐在被告席上,完全没了演讲时的神采。

原因是Facebook8700万用户数据被政治咨询公司“剑桥分析”不当利用,用于向用户投放定向广告,在2016年美国选举时支持川普团队。

一名参议员问他,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Facebook作出足够的改变以保证用户隐私,并给予用户更清楚的隐私政策?

扎克伯格则回答,“我认为,在你的宿舍里开一家公司,并使其成长到如此规模,我们不可能没有犯一些错误。”

要不说,很多大而泛的东西,说着说着,一不小心,就可能变成PR。

像贾布斯那样发明生态化反,一些创业者,也是张嘴人类、闭口道义,把台下观众听的云里雾里不明觉厉。

但谁知,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日后一旦行为有违承诺,一定会找画饼者秋后算账。

04

比起企业家更像思想家的任正非曾说:

“华为没有成功,只是在成长。”

在任何一个华为值得鼓掌的关头,任正非都是“当头棒喝”。因为他知道天道循环,对于企业来说,生存与毁灭其实只在一线之间。

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那么企业就是社会的产物,各种机缘巧合之下,不同能力、学历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,凑成一个个小型共同体。

企业想做大不容易,想获得大众尊重更不容易。

就像一个人一样,纵是平日千般好,一旦发生一件错事,就足以败掉其之前所有建立的好感。

在起初互联网兴起时,企业们如草莽英雄一般攻城略地,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,“大家都是摸黑走”,一些小打小闹就能引来不少用户。

越到后面,人口红利逼近,科技企业们发现,光靠资本、技术驱动不好使了,用户最看重的,是真刀实枪的产品及服务质量。

而不是企业的赔本吆喝。

吴晓波在某一年的跨年演讲上,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:

“如果有一天中国BAT加上美国谷歌、微软、苹果、Facebook、推特,8家公司找一个小镇开一个会,世界会怎么样?“

他后来给的答案是,会非常不太平。

”因为2017年,全世界出现的500家独角兽公司中,有300家是这8家公司投资的,他们不但控制了我们的时间,控制了我们的社交,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即将控制我们的未来。可能在人类历史上,都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大规模的来自于市场竞争所产生的新型垄断。整个行业都不知道怎么对付它们,甚至整个法制都不知怎么对付它们。”

虽然这种言论有些夸张,中国每年都举行的乌镇互联网大会,也是聚集了国内外各家互联网巨头,社会上也并没出现多恐怖的事情。

但防患于未然,比起媒体、政府的外在监督,更有效的,还是要靠企业真正自我的内驱力。

这些年来,表态的企业也不止是腾讯,至于后面会不会变成另一个Facebook,还是真正成为“科技向善”的企业自身,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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